林毅夫：中国经济的挑战、底气与后劲
题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新书《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际，中信出版社、《环球人物》杂志及国发院传播中心对林毅夫教授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问题一：GDP目标
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两会上提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况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对“十四五”期间的增长预期没有设一个具体数值，这个变化应该怎么理解？
林毅夫：这一点确实和前几个“五年规划”不同，“十四五”规划没有明确设定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年均增度指标的参考性不再重要，只不过是未来五年将更加灵活地决策，会根据每一年的实际状况设定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比如说6%左右、5%左右。2021年的增长目标就是6%以上。
为什么不在当下就设定好长远的增长目标？实事求是地讲，是因为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变大。
第一个大的不确定性是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虽然现在有疫苗，但还不够全世界分配，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估计可以生产并拥有到足够的疫苗，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像非洲、中亚、拉丁美洲的国家目前基本都分配不到疫苗。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得不到疫苗、没有办法有效地防控疫情，使之继续发展，国际人员来往很可能导致新病毒变种的出现和传播，现有疫苗也不一定能有效地防控。所以，国际相关学者的普遍共识是，除非在全球范围得到控制，否则新冠疫情的威胁总是存在。这种大传染病只要在某个地方暴发，就必须采取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再严重的话可能要封城、封国，阻断国际人员的来往，这些都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个大的不确定性是地缘政治。现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美国新一任总统拜登上台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中美关系明显的改善。拜登虽然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经贸发展等方面的牵制不像特朗普那么粗鲁，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这当然也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总的来讲，我们的发展潜力很大，国内可动用的各方面条件比较充分，因此，未来数年保持一个相对好的增长速度完全可以预期。只不过这个预期究竟是高一个百分点，还是低一个百分点，应该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十四五”规划关于经济增长区间的提法非常科学。根据未来的情况设定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而这个增长区间会在每年“两会”时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再来调整设定。
问题二：新冠疫情影响
这次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对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影响。您觉得这种影响是会长期存在，还是随着美国恢复元气后就会减弱？
林毅夫：新冠疫情的影响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两个平行事件，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的，而新冠疫情是2020年才出现，所以不能说新冠疫情是中美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当然，相互间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要把它们分开来看。
尽管新冠疫情是不可预测事件，但是我们知道，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下，人员、物质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影响，包括自然灾害事件或者大流行病，都可能会暴发，这个概率总是存在的。
对于这次的新冠疫情，我们可以看到的短期影响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增速是9.2%，在2020年第一次出现了2.3%的增长率，这对中国而言是非常低的，不过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如果拿中美两国来比较，2019年中国增长6.1%，美国增长2.2%，中国比美国高出3.9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增长2.3%，美国负增长3.5%，中国比美国高出5.8个百分点。所以，英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发布最新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在总规模上对美国的赶超会加速。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但用市场汇率计算，国际上一般的共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当然，最终早一点、晚一点都有可能。由于这次新冠疫情，根据英国这家研究机构的预测，可能会让中国提前两年超过美国。
除此之外，还会产生其它影响，比如对自身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应该执政为民，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遇到新冠疫情，就明显地表现出中国的体制做出了最好的防控，以最低的代价克服了挑战。对此，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看在眼里。我想这会增加我们对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信心。同时，中国也表现出大国担当——不仅自身很快控制住新冠疫情、实现复工复产，而且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提供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用品；研发出疫苗后就承诺跟全世界共享知识产权，让其他国家可以使用中国的疫苗。
反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内没有防控好，而且对外基本上采取放手不管的态度。比如疫苗的分配方面，人类共同面临这么大的挑战，理应共同努力，让全世界各个角落、各个地方，不分贫富都可以把疫情控制住，因为这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而疫苗是关键。可是，那些发达国家有了疫苗以后大都是自己用，不分配给其他国家，或者只分配一点点给关系特别好的国家；同时那些制药公司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使得其他想要获得疫苗的国家不得不付出比发达国家更高的价格。这就呈现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面对这么一件重大公共事件时，采取的做法和态度不一样。
这次新冠疫情对每个国家都是巨大的考验，而我们在考验中表现出了中国文化、中国治理的优越性和担当。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去总是觉得西方的月亮更圆。我们的确不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需要用包容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国的经验，对待他们积累下来的值得学习之处。但是，中国跟外国比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越性，这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问题三：中国经济实力
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对中国真正的实力认知都不容易客观。比如中国的一线城市感觉就像发达国家，但人均GDP排名全世界70多位，中国的经济实力到底应该怎么看？
林毅夫：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人口有14亿，我们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确实超过了美国，比整个欧盟还要大。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分母更大，平均数还比较低，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可能在东部沿海城市看不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毕竟东部地区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人均GDP确实比较高。而且中国的大量基础设施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设的，比较新，甚至比美国、欧洲的还要好，所以就会给人家一种幻觉。
从总体生活水平来比，中国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还有很多需要追赶的地方。GDP所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情况，并不能代表全貌，比如不能反映环境、生活的质量，也不能反映社会治理情况。GDP不是一个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指标，所以也就有不少人提出要改进GDP的衡量方法。
同时，经济发展不只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我们也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使发展拥有了更多内涵：比如创新、协调（城乡地区间的协调）、绿色可持续、开放；让中国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我们也会通过其他国家的发展促进自身的发展；我们还希望中国发展的果实可以让全国人民共享等等。这些都不包含在GDP里面，但对我们的现代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侧面。
问题四：双循环
去年中国提出了“双循环”，而且是内循环为主，但还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表示愿意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为何要提出双循环，并且签署对外贸易协定？
林毅夫：中国之所以提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
在短期因素方面，比如新冠疫情发生了，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出口当然会减少。中国2020年的出口跟其他国家相比还不错，增长4%，但是跟常年的出口增速相比较慢。当生产恢复，出口减少，生产出来的东西当然必须靠国内循环，自己消化吸收。另外，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一方面会减少我们对国外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华为这类企业的产品出口。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发展，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
我更看重的是长期因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后反映出的是经济基本规律。中国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最高峰是在2006年，达到了35.4%；在还没有提出新发展格局的2019年，这个指标已经从35.4%降到17.4%，也就是82.6%的国内生产已经是在国内循环。这充分说明，国内循环早已经是主体。
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基本规律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经济规模，一个是经济当中服务业的比重。
经济规模方面：因为现在我国制造业规模很大，要发展好，就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如果国内的经济体量小，国内能消化的部分就小，那就要更依赖国外市场。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得很好，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104.9%，超过了100%，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口产品中许多原材料和中间部件靠进口，出口时也算在产值里。中国出口占GDP比例最高时也才35.4%，只有新加坡的1/3，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是小经济体，中国是大经济体。
服务业比重方面：服务业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服务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出口的比重往往就越低。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仍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只占GDP的7.6%，比中国低很多；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但其出口比重也比中国低，2019年不到14%。为什么它们比中国低呢？因为日本跟美国都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很高——美国达到80%，日本达到70%，而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只有54.3 %，服务业中许多服务像餐馆、理发、零售、快递等是不可贸易的。
从2006年-2019年，中国的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提高。这一方面反映中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导致经济规模不断提高——200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到2019年超过10000美元，经济规模提高了将近3倍。在这种状况下，国内循环的比重会提高。同时，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也不断提高。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2019年就已经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为什么是在2020年的时间点提出“双循环”？我认为也很重要。因为过去我们一向都认为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只要出口受到一点影响，就认为中国经济会受到很大冲击。但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国内循环的比重早已经是最主要，所以只要把国内的经济做好，整体经济就能够相对稳定。就像这次新冠疫情，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保持了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经济还要继续发展，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国内循环的比重当然还会不断提高，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变成85%、90%。这是经济规律的反映，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更有信心。
尽管如此，原来提出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开放政策依然重要，因为，国内市场再大目前只占世界市场的16.4%，国际市场仍然有83.6%，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要多生产进入国际市场，同时，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资源、技术、资本等能引进仍然要引进，这样才能降低我们发展的成本、提高发展的质量。所以，国内循环、国际循环要相互促进，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签署RCEP，并表达愿意加入CPTPP。
问题五：数字人民币与国际化
大家最近非常关注数字人民币。如果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能真正推行开，对国际金融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林毅夫：我认为短期不会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影响，因为它主要是代替我国的纸币，主要还是在国内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可以增加方便性，也可以增加信息的透明性，资金怎么流动很容易了解清楚，能提高效率。但是要说到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最主要还是得看人民币会不会被广泛接受，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以及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计量货币。这并不是我们有这个意愿就可以，也不见得因为我们是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就可以自然同步实现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大概在187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是美元替代英镑变成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以及国际贸易的主要计量货币，是在二战以后，相隔了70年，那时美国的经济规模已是英国的好几倍。也就是说，当英镑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的计量货币时，由于它的先发优势，国际上已经接受它了，除非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然这个变化、替代会非常非常慢。
美元会不会被人民币替代？这一方面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让大家突然间觉得使用人民币更方便、更可靠。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数字人民币会给这个过渡提供一个更平稳的转变，因为数字货币比原来的纸币更具方便性。
问题六：三农问题
今年2021年正式实现全面脱贫，中央又提出了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战略。您觉得对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政府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根本性的推动？
林毅夫：发展总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按照预定的目标，根据国际绝对贫困的指标，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地区，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在世界上排在前列。但国内确实有城乡差距，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也必须继续发展。这包括多个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治理的现代化等等，各方面都要进一步提高。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
对农村来讲，乡村振兴首先必须是产业发展。因为只有产业才能够给农民提供就业，才能够让农民有不断增高的收入来源。必须针对这样的发展阶段，搞清楚各个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什么，是农业、农产品加工业还是乡村旅游业？根据这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除了产业发展之外，城乡差距在于很多公共服务的差距，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这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一方面是产业振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高生产生活质量所必要的。这需要各级政府负起相当重要的责任。
在我看来，乡村振兴要成功，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必须有现代化的农民，才有现代化的产业。要提高农民的素质，需要各级政府在教育公平方面加大力度。
我认为，乡村振兴总的来讲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但同时要发挥政府好的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里提到，“十四五”规划里也提到，要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如果想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就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力度，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跟城市的均等化。如果能这样去做，我相信我们会有美丽的新农村，将来城市生活跟农村生活在质量上的差距可以消除，而且各有特色。
发达国家能变成现在这样，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们在发展的早期，城乡差距同样很大，曾经有一段时间城市里的生活还不如农村。在工业革命以后，财富积累了，城市改善了，农村也从很落后的状态慢慢发展，经过300年到了今天的水平。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
问题七：社会保障
今年的年轻人对国家信心增强，但个人的工作压力加大，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也似乎更加明显。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有什么得失？中国政府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林毅夫：首先要承认我们在发展中存在问题，看到我们的不足，努力去完善。但是也不能拿一个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今天的我们也达到一样的完善水平。
其实美国的收入分配也很不平衡，有钱人有私人飞机，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有。欧洲有些国家做得好一些，比如北欧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较小，但它们的所得税要高达50%以上，赚的钱一半都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再分配。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很好，都有一定的保障，但人的积极性降低，努力的动力不足。
对很多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发展阶段不同。不能只看到发达国家好的一面，也要同时看到其不完善的一面，阳光之下都有阴影。发达国家好的一面是经过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到今天这样。它们处在中国当前的收入水平时，人均寿命比我们还短，医疗保障水平也很低。
当然，并不是别人犯的错误我们应该再犯一遍，在发展过程中要关注这些问题，想办法提前规避或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在“十四五”规划里提到、历年来各种文件都有所涉及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让经济能够更好地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逐渐克服我们存在的问题，并且让发展成果能够全国人民共享。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断在变化。过去的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人民对文化和物质生活的需要都很难保证，因为那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到2025年就可以跨过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在变化，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期望在不断提高。
必须承认，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只是中等，发展还是有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提高。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还有不够好的地方，所以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问题八：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是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中国不仅老龄人口的规模特别大，而且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还没有达到高收入水平，却已经进入高龄化水平。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怎么看？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确实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有的人很悲观，看到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率都非常低，所以就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滑得很厉害。我前面提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如果经济增长率慢下来，问题的解决就更难。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拿国外经验来探讨。国外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一般是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特性是：收入水平高，产业跟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的速度比较慢，因为只能靠自己发明。在这种状况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很少，加之技术进步慢，所以经济增长也非常慢。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己发明；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这代表着实际的产业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优势。中国只要把劳动力不断地从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业转到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产业，或者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即使人口和劳动力不增加，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会更多、更好、价值更高，经济就能继续增长。
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就业人口减少，但是很多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在65岁以上。比如日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银发族”，可能在70岁以上。国内目前退休年龄还较早，男性60岁，女性更低。当劳动就业人口数量减少时，我们可以延后退休年龄，那样劳动力数量就增加了，这也是最近几年在讨论的话题。
另外，对经济发展重要的不只是劳动力的数量，还有劳动力的质量。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质量，这样一来，实际上增加了有效的劳动供给。
虽然说人口老龄化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也不能因为看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慢，就简单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率也会很低，发展没有希望。如果把上述事情想清楚，其实我们的有利条件还非常多。把这些条件用好，我相信我国还能在较长时间里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改变。
问题九：中国与印度
不少人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两个国家人口数量近似，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印度GDP增速在疫情之前也比较快，有些人认为以后很多产业会向印度转移。您怎么看印度未来的发展？
林毅夫：我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发展好，当然也希望印度发展好。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出。有人认为，印度的发展速度、潜力等各方面有利条件比中国多，说它跟中国一样都是人口大国、文化古国，劳动力比较年轻，大多会讲英语，又有欧美的现代化体制等。
但是我们来看事实，在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国高30%；现在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20%。
我们需要想清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抓住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想大部分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经常把有利条件当作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相关条件当作是决定条件。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关键是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那么，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要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要不断涌现，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一样。
如我前面所说，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最高，代表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价值也属于世界最高水平，所以它们要想发展就只能靠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这相对很难。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大概是每年2%左右，也就是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在年均2%左右，再加上人口增长，大概每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3%左右。而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懂得利用这个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比发达国家高很多。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就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虽然在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3倍。
印度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应该也可以快速发展。其实现任总理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当首席部长时，基本就是学习东亚经验，改善基础设施、出口导向、招商引资，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以该邦的发展速度跟东亚差不多，每年也是10%左右。要想把后来者优势发挥出来，一方面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必须不断改善基础设施，让这种比较优势能从潜在的变成真实的，这就必须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如果印度能这么做，我相信印度可以像中国那样发展得快一点。经济要发展，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当印度发展了，收入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国际市场，中国也可以利用印度的发展来帮助自身的发展。
很多人认为印度要比中国发展更快，说它有这个优点、那个优点，但到最后都没有证实。这也就是这些年我提倡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因，因为过去老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做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然后，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不好就是缺发达国家那些条件。他们认为印度应该发展得比中国好，因为印度大量人口讲英语，是西方体制，理论上认为这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在这些方面则是欠缺的，但是，事后以及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些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的决定因素。
有些人拿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质疑中国的经验，其实东亚地区这些真正成功的经济体的所做的事，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经常是错误的。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主流理论主张用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成功的东亚四小龙却用出口导向战略去发展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理论主张转型中国家用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来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却用渐进双轨的方式转。
西方理论是先看发达国家有什么、什么能做好，然后让发展中国家学着去做，事实上，二战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或经验去做而取得成功。相比之下，东亚地区成功的经济体通常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能做好，然后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创造有利条件，让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做大做强。这是东亚地区成功的最主要道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功的主要道理。所以，在看发展中国家时，我们必须改变理论参照系。
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同时还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我想，如果能把中国经验总结成新的理论，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才有可能出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未来世界。
问题十：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着新的变化，尤其最近这段时间中美高层安克雷奇对话引起热议，还有像所谓“新疆棉花”的话题，大家都很关心。您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什么预判？
林毅夫：我当然希望中国好，也希望美国好。但是任何事情都要“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所谓“中国好”“美国好”，这其中的“好”最重要的含义是国家能发展，人民能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的期望。按照《联合国宪章》，过上好日子是人的基本权利。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只要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总体经济规模就跟美国一样大；只要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2，总体经济规模就会是美国的两倍。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美国不能因为自己要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要求中国人均GDP必须在美国的1/4以下。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老百姓接受吗？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接受吗？我想不会。而且这违反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总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当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先进时，就强调人人平等；等到别的国家真正有可能跟它平等时，就又说你不能平等，他不能平等。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利用科技霸权、军事霸权来阻碍中国的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1900年，八国联军的成员（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八个最强的工业化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加起来占全世界的50.4%。而到2000年时，八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当中只换了一个国家，即加拿大取代了奥匈帝国（奥匈在“一战”后分成了奥地利与匈牙利）。这一年，八国集团的GDP加起来占全世界的47%。也就是说，这100年里，发展中国家做了那么多努力，只不过让世界上八个最大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在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3.4%，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快于发达国家，所以，从人均GDP来看，差距反而扩大了。
经济是基础。整个20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就由这八个国家主导。1900年最主要的是英国主导，后来变成美国主导，无非是这样一个转变。
2018年总书记召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为什么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看法？最主要的原因是，2018年八国集团的GDP之和占全世界比例降低到34.7%，失掉了主导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八国集团会被被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以前只要八国集团的领导人开会做了决定，那基本就是全世界的决定。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八国集团已经没有办法主导世界了，才扩大为二十国集团。
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变化中，最感到失落的无疑是美国。美国在2000年的GDP占全世界21.9%，现在大概只占16%。尤其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规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影响力逐渐提高，美国的影响力相对衰落。美国一方面是失落感，另一方面对国际的主导能力也开始力不从心。
但不可否认，美国仍是世界科技最先进、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所以它就想利用自己的力量来阻碍中国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给世界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好，对美国老百姓不好，对世界也不好。
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稳定格局？我想中国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抓住有利发展条件，把自身发展起来。按照“十九大”提出的设想，到2035年把中国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50%，而人口是美国的4倍，总体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
当然，中国还是有地区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更发达，加起来人口大概4亿多一点，到时这一地区的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同一水平。人均GDP处在同一水平代表着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在同一水平，这就是说，东部地区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跟美国处在同一水平。今天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20%，但如果按照市场汇率，则只有美国的1/6；而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不到2万美元，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美国的1/3，所以目前产业技术水平和美国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才让美国有“卡脖子”的空间。如果到2050年左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跟美国一样，那么产业和技术水平也没有了差距，美国对中国“卡脖子”的空间就没有了。在中国东部已经和美国持平的情况下，中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3倍，人均GDP则是美国1/3，仍有快速发展的潜力。所以，中国的总体发展还会比美国快。
到那时，美国大概就会心悦诚服，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它没有可以“卡脖子”的优势了，现在的一些优势到时都被中国追赶上；
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再怎么吵怎么闹，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三、中国还可以比美国发展得更快。到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市场，每年全世界的增长主要在中国。美国要想发展得好，就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自然不能忽视中国市场。
其实这种转变是有历史经验的。比如在八国联军和G8里面，唯一的亚洲国家是日本，在整个20世纪都是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到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所以日本右派的心里很不舒服，开始制造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陷入紧张。现在为什么中日关系又开始缓和？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已是日本的2.8倍，它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事实。而日本经济如果要发展、要增加就业、要提高收入水平，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没办法离开。
所以，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必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利用有利条件，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发挥制度的优越性，逐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社会保障不足问题，以及其它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断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我也希望中国的发展可以构建起一个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中国人一向有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好，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发展好。这种传统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情怀，就演化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我们可以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除了发达国家经验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思路。
来源：北大国发院
整理：文展春
